(2: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 拉萨 850002)
(3: 西藏自治区农牧厅, 拉萨 850000)
(2: Tibet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and Animal Husbandry Sciences, Lhasa 850002, P. R. China)
(3: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Office, Lhasa 850000, P. R. China)
近几十年来,随着西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西藏鱼类资源也面临着国内其他水域渔业发展所出现的一些共性问题,如部分流域过度捕捞[1-5]、水利设施建设导致的大坝阻隔、栖息地丧失、生境片段化[6]等.而且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特点,它还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和挑战,如外来物种入侵[7-10]、全球气候变化[11-12]等.加之高原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系统结构简单、生产力低下[13]以及鱼类生长缓慢、资源补充周期长、对生境高度适应和依赖等特点[2-5, 14],西藏水生生态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1.1 外来鱼类入侵对西藏土著鱼类的影响在西藏,每年的萨嘎达瓦节期间,全区的藏族同胞都会从市场上购买活鱼,并将其放生到河流中,但由于受到当地捕捞量的限制以及鱼贩子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影响,市场销售的鱼类绝大多数为内地养殖的品种.多年大量重复引入,导致这些外来鱼类在西藏人口相对密集的城镇附近水域中形成了可以自我繁殖的种群.目前,外来鱼类在西藏的一些水体中已经非常常见.在尼洋河鱼类的调查[7]中发现了鲫、麦穗鱼、泥鳅、大鳞副泥鳅和黄黝鱼5个外来鱼类种群.拉萨市拉鲁湿地[8]共发现7种外来鱼类,其中外来的麦穗鱼和鲫已成为绝对优势种,而5种土著鱼类的数量极少.拉萨河流域[9]外来的鲫、麦穗鱼、泥鳅、鲤、黄黝鱼、草鱼和银鲫已占总渔获量的42.5 %.外来鱼类与本土鱼类的竞争,可能导致土著鱼类成鱼或者幼鱼的饵料资源匮乏,从而间接导致其种群数量下降[10],从现有调查数据分析,外来鱼类对西藏土著鱼类和生态系统已经产生了影响.
1.2 水电水利设施兴建将威胁西藏鱼类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西藏水能资源十分丰富,理论蕴藏量2.055 kW,约占全国的1/3,居全国首位[16],可开发的水能资源位居全国前列[15-16].西藏经济要发展,必须做好水资源这篇大文章[16].虽然水电在满足能源需求、改善能源结构、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水电开发同样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水电站的建设将会引起下游流速形态反应的改变(Downstream Response to Imposed Flow Transformation, DRIFT),这种改变是河流生态综合反应[17],水流量节律变化是水电站建设过程中对水生生态系统影响最为严重的环境因子[18-19],其影响表现在4个方面[20]:一是水流的变化将会严重影响河道形态和泛滥平原生境;二是水生生物将会调整生活史策略;三是坝站的建设将会破坏依赖于经纬度生物的种群交流;四是水流的变化为外来种或者入侵种创造了便利环境.西藏河流中的鱼类绝大部分为适应流水或急流环境的种类,如裂腹鱼亚科的裂腹鱼属、叶须鱼属,野鲮亚科,鲃亚科,裸吻鱼科以及鮡科等,均为典型的适应流水性鱼类,通常在峡谷河道的急流中生活,水电水利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将直接威胁这些特有鱼类的生存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3 过度捕捞导致西藏本土鱼类资源量急剧下降由于自然环境条件、宗教和生活习俗等原因,在历史上青藏高原的绝大多数地区土著鱼类资源丰富.目前,西藏大部分区域属于无人区或人烟稀少的牧区,渔业资源开发仍处于原始状态.但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区域,如雅鲁藏布江中游,拉萨河、尼洋河等水域已出现捕捞过量、鱼类小型化的现象.雅鲁藏布江常见的6种本土裂腹鱼类(双须叶须鱼(Ptychobarbus dipogo)、巨须裂腹鱼(Schizothorax macropogon)、拉萨裂腹鱼(Racoma waltoni)、异齿裂腹鱼(Racoma o'conori)、拉萨裸裂尻(Schizopygosis younghusbandi)和尖裸鲤(Oxygymnocypris stewartii))中已有3种(巨须裂腹鱼、尖裸鲤和双须叶须鱼)被列为濒危鱼类[21].近20 a来的持续渔业活动已经导致了西藏局部江段土著鱼类渔业资源衰退.雅鲁藏布江中游部分河段的渔获物由开发初期(1990s)平均体重500~1000 g/尾下降到近年来的300~500 g/尾;2000年以前,拉萨河黑斑原鮡资源丰富,平均体重较大,而到2010年,在拉萨河已经难以捕到,而且捕捞个体呈逐年减小趋势.
到目前为止,西藏大部分土著鱼类仍为自然繁衍状态,人工繁殖尚未完全取得成功,而市场上对西藏土著鱼类的需求日趋增多.为了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渔民采用小网目捕捞,电鱼、炸鱼的恶性事件屡有发生.在人口聚集的地区,这一现象尤为严重,雅鲁藏布江流域的主要裂腹鱼类资源量急剧下降.
1.4 水质环境变化对西藏渔业资源造成潜在威胁尽管目前西藏的大型工业不多,对渔业资源和水域环境的危害尚未呈现.但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局部地区,人类活动对西藏渔业环境的影响已经较为突出.与1996年相比,2010年拉萨河流域非点源污染发生高风险区域面积减少、低风险区域面积增加,但是中等和较高风险区域面积有增加趋势[22].在拉鲁湿地以下河段,COD污染超标严重,最大倍数达17.5倍[23].拉萨河流域部分水体未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24].通过对农业生产中的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养殖业发展增加的牲畜养殖量,以及生活污水的增加量、排放量、污染负荷贡献量的分析,王洪亮指出尼洋河流域面临着农业、畜禽养殖和生活污水等污染问题[25].汪艳青等认为西藏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农民环保意识较差,西藏农村水环境呈现日益恶化趋势[26].此外,矿山开发[27-28]和生活垃圾的填埋[29]也都会对西藏区域水环境产生影响.这些情况说明,在人类干扰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西藏局部地区的水环境现状不容乐观,西藏2013-2017年水资源生态盈余呈下降趋势[30].因此,必须密切关注流域水质环境的变化对西藏渔业资源造成的潜在威胁.
1.5 西藏鱼类资源特点警示要加快鱼类资源保护工作西藏鱼类资源最显著的特点是组成简单[31-32],裂腹鱼亚科和条鳅科高原鳅属鱼类构成了西藏河流及湖泊鱼类区系的主体;特别是在高原腹地的藏北高原,只存在这两个类群的鱼类;而适应急流环境而特化的鮡科和野鲮亚科鱼类,除原鮡属鱼类外,仅分布于高原南部和东南部边缘;其次是西藏各河流之间的鱼类组成存在着明显的种属差别,特有程度高.由于河流的深切和长期剥蚀,各河流间鱼类长期隔离,演化出特有种甚至是特有属,如:长江水系的22种裂腹鱼中,18种为西藏特有种,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及毗邻水系的7种中,4种为该区所特有,另有2个多型种分化成5个亚种,均为西藏所特有.其他水系的特有种也至少占各自鱼类种数的50 %以上.
青藏高原鱼类是长期适应高原环境而形成的特殊类群.一方面,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条件,如环境温度低、饵料生物匮乏、水文过程中水体理化因子变化明显,决定了西藏土著鱼类具有生长缓慢,性成熟晚、繁殖力低等的生物学特性[2-5, 14, 33].高原土著鱼类资源一旦濒危,其种群数量很难得到恢复.另一方面,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高原土著鱼类之间形成了简单且相对稳定的种间关系.而外界的干扰,如外来种的入侵和过度捕捞很容易使这种种间关系受到破坏,给高原水体生态系统,特别是土著鱼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2 构建“青山绿水”的“生态西藏”,需要开展西藏渔业资源养护西藏自治区位于我国西南边疆的青藏高原,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被誉为“地球的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地势高峻,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安全屏障.西藏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密布,水系格局极为复杂,是我国河流数最多、湖泊面积最大、国际河流分布最广的省区[15].因此,西藏是我国乃至南亚最重要的水源地,是我国极其重要的水资源安全战略基地和水能资源基地.
2.1 国家发展的需求,需要开展西藏渔业资源养护2016年8月22-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决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3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35],要坚持生态保护第一,采取综合举措,加大对草地、湿地、天然林的保护力度.为贯彻落实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2016年3月全国渔业渔政工作会上[36],韩长赋部长提出“青藏高原生态环境脆弱,重点是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同时在7月西藏拉萨召开了全国农业援藏工作座谈会[37],韩长赋部长强调援藏工作要抓好“五突出、五促进”.在农业部与西藏自治区部、省会商中,将“西藏重点水域渔业资源调查”专项列为农业部重点农业援藏项目,并且将于2017年组织实施[38].而且水生生物资源本底及多样性调查是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中制定的优先行动和项目.
西藏是我国内陆水体极为丰富的地区[15],自1965年以来,虽然渔业产值对数增长幅度呈直线增长(图 1),但是渔业产值占生产总值比例最大值也没有超过1 ‰,渔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产值的比例也未及2.5 ‰ (表 1),与此不相适应的是近年来西藏对水产品的消费持续增加,而当地渔业产品远远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据不完全统计,西藏各大农贸市场销售的内地养殖鱼类占到30 % ~50 %,这还不包括餐饮行业直接从内地调入的各类水产品.
西藏本土冷水性土著鱼类肉质细嫩鲜美,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是优质的动物蛋白来源[40-42],也是潜在的名优养殖品系.然而,目前我们对西藏全区鱼类资源的分布现状、面临的问题以及其生物学、生态学和遗传学基本特征的了解还不够深入.而这些渔业基础工作是今后开发利用、保存种质资源(遗传和活体)以及挖掘新的遗传性状的前提.因此,通过开展西藏渔业资源养护,不仅可以通过人工养殖增加渔业产量以满足西藏当地对优质水产品的需求,还可以减少对自然鱼类资源的捕捞;同时,通过人工增殖放流补充自然资源,达到保护和合理地利用西藏渔业资源的目的,这对促进西藏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2 保障生态西藏建设,需要开展西藏渔业资源养护水生生物是水生生态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水生生态系统生命形式的体现,也是生态系统内部进行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的载体.淡水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人类不仅利用淡水和水生生物资源,而且直接或间接将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转移到淡水系统中[43].因此,淡水系统也比其他生态系统更容易受到威胁.保护渔业资源及其依赖的淡水生态系统的前提是充分了解水生生物现状以及面临的威胁.然而,除了少部分关于鱼类的物种分布[1, 7, 9, 31-32]、部分本土鱼类生物学特性[2-5, 14, 44-49]和部分水域水环境特征的研究之外[50-55],西藏大部分水体仍缺乏详细的基础环境数据和渔业生物学数据.有关西藏鱼类最近的调查距今已有20多年[32],而这20 a也正是西藏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当前渔业自然资源持续下降、外来物种入侵和人类活动加剧的背景下,西藏生态环境只能优化、不能恶化,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开展西藏渔业资源养护工作,是指导西藏水资源规划和合理利用、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和保障生态西藏建设.
3 供给侧改革和科技创新的耦合将助推西藏渔业资源养护进程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15年12月24-2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要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真正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农产品有效供给.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新鲜表述,通过中国最高级别的“三农”会议,首度进入公众视野.
国家发展改革委农经司司长吴晓[56]指出:提升生态安全保障能力,促进资源永续利用.确立发展绿色农业保护生态的观念,来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要加快形成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发展新格局.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李国祥研究员说[57]:创新主要体现在农业科技创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适度规模经营等方面.绿色则体现在对“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部署上.
西藏“十三五”规划[58]明确指出“强化江河源头区、重要高原湖泊、水源涵养区和湿地生态保护,保持河流湖库水系完整……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监管.对濒危野生动植物实施抢救性保护和救护繁育中心,建立监测评估与预警体系,严防物种资源丧失和外来物种入侵”.事实上,在162种青藏高原鱼类中[12, 21],处于极危、濒危、易危或野外绝灭鱼类就有35种[6],超过了20 % (表 2).
因此,西藏渔业资源养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窥一斑,供给侧改革和科技创新将为其注入活力.
3.1 科学引导放生行为,助推西藏渔业资源养护进程通过新闻媒体、社会公益组织、个人力量多方位、多渠道宣传科学放生的重要性,认识哪些鱼类应该放生、放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最合适、如何辨识本土鱼类和外来鱼类等.遵循“高原水养高原鱼”的原则,只放本土鱼类,不放外来鱼类(表 3).具体原则为:(1)运输鱼类从鱼市到放生点时,保证有充足的氧气,温度不宜过高(不超过16℃),尽量避光,如果路途较远,要在中途做好换水准备;(2)放生时要确认运输鱼类的水温和待放生水体的水温温差在3℃之内,避免因温度不适,导致鱼类应激反应而死亡;(3)放生人工培养出来的本土鱼苗或者成鱼,因为这些鱼苗才会真正补充自然界鱼类资源;(4)大个体的鱼类放生在有大石头的水域,这样鱼类可以刮食石头上的泥巴,同时也可以在石头缝里休息;(5)小个体的鱼类,放生在有鹅卵石的水域,这样的水体水流不是很快,同样可以刮食石头上的泥巴,还可以躲藏在鹅卵石缝间,躲避紫外线的直射和天敌对它们的攻击.
西藏有记录的公益性增殖放流活动始于2009年,随后每年都组织多次增殖放流活动.放流活动的组织单位涵盖了政府机关、高校、企业等多种机构.放流的种类均为西藏珍稀特有的土著鱼类,包括黑斑原鮡(Glyptosternum maculatum Regan)、亚东鲑(Salmon trutta fario Linnaeus)、尖裸鲤、双须叶须鱼、拉萨裸裂尻鱼、拉萨裂腹鱼、巨须裂腹鱼、异齿裂腹鱼等. 2009-2016年累计增殖放流的土著鱼类总数量超过828万尾,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59].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促进水生生物增殖放流事业科学有序发展,在《农业部关于做好“十三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里提出[60],计划到2020年,西藏共需增殖放流内陆经济物种1000余万尾,珍稀濒危物种200余万尾,主要增殖放流淡水经济物种(区域性物种),包括西藏的高原裸裂尻、拉萨裸裂尻、双须叶须鱼、裸腹叶须鱼;主要增殖放流珍稀濒危物种,包括西藏的尖裸鲤、澜沧裂腹鱼、拉萨裂腹鱼、巨须裂腹鱼、黑斑原鮡.国务院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指出[61],要对“野生动植物实施濒危抢救性保护”.
截至目前,增殖放流技术规范不健全和效果评估重视程度不够等因素,制约着西藏鱼类资源养护的进程.通过供给侧改革和科技创新活动,建立西藏鱼类增殖放流与效果评估技术规范.制定适宜西藏地区的增殖放流与效果评估技术规范,更好地引导和规范西藏地区增殖放流活动的开展,提高增殖放流的质量.同时,重视放流后的管理与评估工作.管理部门一方面加强监督执法,除必要的标记回捕研究之外,严禁在放流水域进行捕捞活动,避免出现“一边放流,一边捕捞”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加强效果评估工作力度,尤其是加强标记回捕等效果评估研究,以便指导增殖放流工作的改进方向.
3.3 积累和推广本土鱼类繁育技术,助推西藏渔业资源养护进程虽然,部分研究工作者对西藏本土鱼类的繁育技术付出了努力[62-64],但是繁育技术不稳定,种质资源保种和市场推广还具有一定的风险,部分繁育技术仍存在瓶颈问题,如:鱼病的防控、幼苗饲料的研发、西藏本土鱼类繁育设施的研制、成鱼驯化技术的积累等,通过供给侧改革和科技创新,突破和积累西藏本土鱼类繁育关键技术,必将助推西藏渔业资源养护进程.
3.4 密切关注西藏水生态系统,助推西藏渔业资源养护进程国务院印发《“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指出[61],生态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要加大保护力度,强化生态修复,保护生物多样性.到2020年,基本摸清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本底状况.完善生物多样性观测体系,开展生物多样性综合观测站和观测样区建设.对重要生物类群和生态系统、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及其栖息地开展常态化观测、监测、评价和预警.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从2015年的70.8 %提升到2020年的80 %以上.
因此,通过供给侧改革和科技创新,形成长期的西藏水生态基础数据库,如:水环境和水生生物,掌握西藏本土鱼类的繁殖习性,“三场一通道”等基本生物学特性,为“鱼类种质资源保护区”、“水电站开发”、“渔业监测站”等项目的建设评估提供理论依据,这些努力将助推西藏渔业资源养护进程.
3.5 开展西藏渔业资源养护工作,助推西藏“精准扶贫”进程西藏湖泊和河流有鱼水面总面积为16149.9 km2,湖泊鱼蕴藏量为136869.705 t,江河为4060.95 t[32],由于西藏高原鱼类生长缓慢、繁殖力低、性成熟晚等生物学特点,根据“适度干扰理论” (Intermediate Disturbance Hypothesis,IDH)[65-66],在保证既不损害资源,又有稳定的产量的基础上,开发量可以按照资源蕴藏量的1/10进行计量,因此,湖泊开发量建议为13687 t,河流的开发量建议为406 t.
按照市场均价4万元/t计算,西藏湖泊鱼类蕴藏价值为547478.82万元,每年可开发价值为54748万元;河流鱼类蕴藏价值为16243.8万元,每年可开发价值为1624万元[32].洛桑江村在2016年1月27日西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好全区脱贫攻坚规划,完善专项、行业、社会、金融、援藏‘五位一体’大扶贫格局”[67].因此,可以根据当地水域面积和鱼类资源情况,科学引导、合理开发鱼类资源(表 4),迎合旅游消费群体口味,将西藏鱼类产品打造成为绿色健康产品,从而辐射带动当地的旅游产业及老百姓就业问题,助推西藏“精准扶贫”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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